如今，有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成为了★■“网络依赖症候群体”★★，他们不仅通过虚拟世界来寻求认同，而且通过网络不断获得新知，并且在线上实现梦想。随着Web2.0、3.0时代的到来◆■，青年一代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时代变革的弄潮儿和网络力量的中流砥柱。
代际的划分共有两个标准■★■★，一种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按照人的生理年龄来进行划分★◆★■★。比如80年代或者90年代出生的群体◆■◆◆★。从自然年龄的角度来讲，80后和50后属于父子两代人，然而■★■★★，仅凭出生年代来作为★■◆◆■★“代■◆■★”的划分标准是否合理■◆■■★，其答案是不确定的■◆◆★◆■。完全以生理年龄为标准来划代，具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所以我们一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划分。另外一种◆◆★“代”的划分标准是文化意义上的。比如，在一个长期不和外界接触，不发生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传统社会中，自然年龄意义上的子辈和他的父辈之间并不会表现出显著的文化代沟。在一个传统村落里，无论是父辈★◆◆★■★、子辈★■◆★◆■，还是爷爷辈的人，他们不仅在价值观上高度相似，在生活经历上也具有趋同性。所以在文化意义上，我们无法认定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内，不同代人之间就一定具有代沟。
在当代的德国◆★■，有一位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叫阿莱达·阿斯曼，她是这样描述的：“每一个特定时代的群体都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态势和核心经验的激发和影响，不管是否喜欢，一个人总是和他的同辈人共享着特定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社会价值、阐释模式等等。”这意味着个人记忆不仅在时间范围上，而且在其处理经验的方式上★■◆◆，都受到更为广阔的代际记忆的激发。这样一种共享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会制约我们个人的记忆，使得这一代人和其他一代人相区别。
用“代”的理论来分析文学★◆◆、艺术■★、文化，最早开始于1990年的文学评论界。当时，文学评论界的主角还不是80后■◆★■，而是60年代出身的作家或者叫新生代作家。从2000年开始，关于“代”的讨论从文学界拓展到了文化界■◆■◆，成为社会谈论的一个热点线后成为主角”的说法开始流行■■★，因为在这一年，著名的《时代周刊》选择了中国作家春树的照片作为亚洲版封面，封面的英文标题叫◆◆■“breaking out”，意为“突然爆发”。标题下的一行字“to be different■■”，我把它翻译为★◆“中国的青年人终于敢于与众不同了◆■”。这两句话展现了中国青年开始敢于展现自我，追求独立的重要转变，使《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变化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后，春树、韩寒等80后的一代人开始发声， ◆★“80后◆◆”作为一个学术话题，也开始作为大众媒体的热议话题蔓延起来。
面对思想与现实的巨大代沟，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困难。比起代沟本身，更可怕的是双方之间的沟通壁垒和互相指责的态度。我时常努力与孩子进行交流，希望将我们这一代的记忆与经验传承下去■★◆◆，却往往遭到兴趣缺失与共同语言匮乏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两代人不仅在年龄上有所区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父辈往往倾向于在年轻一代身上寻找不足，指责年轻的一代人自我中心■★◆◆，缺乏责任感，消极、颓废，沉浸在游戏当中★■◆◆■◆。但他们对于自我，却缺乏自我反思的自觉性。比方说，老一辈人在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影响下，对牺牲个人以保全集体利益的做法的歌颂◆◆★★■，在今天看来是带有不合理性的。而面对父辈的指责，子辈则往往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抗拒的交流态度，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无法预测年轻人的行为举动。不同代人之间的互不理解，将加剧代际之间的沟通断裂◆◆◆◆■，加大两代人之间的理解鸿沟。
今天，我想请教一下陶老师。在如今的大学中★◆◆★■★，大学生基本都是00后★◆★★。我在教学过程，比如上文学概论课时，会要求这些00后的学生课余时在读网络文学、玩游戏等活动之外■★■，去阅读巴尔扎克★■◆◆、雨果等名家的经典文学作品■■■◆。但有一次◆★■■，我在朋友圈里刷到我一位学生的动态，他说★◆■：★★■★“友友◆★◆■■，谁来救救我■★■，我读《巴黎圣母院》读了十几页，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他说主人公应该还没出场，这是怎么回事呢，完全读不下去。◆◆◆◆”这里的“友友■★■◆”指的是朋友圈里的朋友。在评论区里，他的同班同学回应他说■★◆★◆，小说前面十几页应该都是一些历史背景介绍和街道描写，阅读时只要跳过就可以了★★。所以，我非常认同陶老师所提出的，加强不同代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和集体记忆塑造的观点。然而◆◆，当我面对更年轻的学生时，我觉得网生一代对于文学的感知，已经与我们完全不同了。因为网生一代从小阅读着网络文学长大★■★◆，而网络文学在付费模式下，在前几章内就必须吸引住读者的眼球，开篇情节的铺垫少■■■◆◆，节奏快◆★◆◆。这种阅读习惯，导致今天的网生一代在阅读巴尔扎克■■◆★◆◆，阅读《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困难。在这种上一代人阅读经典文学的经验、感受，难以传递到更年轻一代的情况下◆◆★■■，有效的集体记忆■◆◆◆◆、代际记忆的传递如何能够进行下去■★★◆★？不知陶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刘昕亭：作为一位80后， 我今天被主办方邀请，也许是因为我的经历对于陶老师今天探讨的主题而言◆★◆，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我出生在1984年，按照陶老师代际划分的标准◆★■■◆■，属于80年代前端的一代人。2003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当时正值“80后”盛行“贴标签”的时期。当时，青春写作的风潮刚刚兴起，80后的一代人试图用“贴标签”的方式，逐步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在和同学的讨论中，我意识到，虽然在年代划分上，我们84年的人群，是和86★■◆◆◆、88年以后的，和更为年轻的师弟师妹们划分在一起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作为84年的学生◆★■◆■★，会对85■■◆◆◆、86■◆◆■★、87年的群体文化感到奇特与不解◆◆★■◆★。所以，陶老师的判断非常符合我们80后的亲身经验。我认为，线年以后的这一代人，更为典型地受到媒介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他们是线后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50后、60后群体所处的高度同质化的听★■★◆■、读环境★■■，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缺乏个性化■◆★，缺乏分众化，缺乏多元化★★◆，造成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单一性，缺少反思等等◆◆★◆，但是这种环境在塑造一代人的集体认同方面★◆■，又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样的■◆■◆★，对于80、90后这一代网络新媒体原住民，我们也要辨证地看待■■★，一方面，新媒体的普及强化了消费化■★■◆■、娱乐化◆■★★、碎片化的阅读★■■，但在另一方面，也给了新一代群体更多的选择和创造的机会，以及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公共参与的机会。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语境当中◆◆■■。当80后★◆■■★、90后一代对■★■◆◆“革命◆■”“启蒙★■”这些父辈的记忆与文化产生了恍如隔世的疏离感时，这种感觉不是一个自然生理现象，而是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传递机制出现了问题。冯骥才先生为了创作《一百个人的十年》，曾采访过约一百个60年代革命的经历者◆◆。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书的末尾，冯骥才先生采访了一批70后和80后的年轻人。他发现在这批年轻人中■■★，不少人对那段历史表现出明显的陌生感，有的人则怀揣着一种理想化的滤镜，认为相较于现今繁重的学习压力与考试制度★■◆■■，那是一个充满阳光与自由的时代。这种看法◆◆◆■，或许部分受到了如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视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有些青年对那段历史与父辈的讲述反映出一种情感上的漠视、排斥与隔阂。还有一些青年，讲诉了自己虽有了解的意愿，却无从入手的困境。当他向班级中的老师询问时■◆，得到的却是“又不考”的回应■■★■■★。这些现象揭示了程先生两代人之间代沟的一个深层原因，一方面是50后一代继续沉浸在自己过去的岁月里面◆■◆■■◆，无论当下的人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这段岁月对50后而言是无法忘怀的◆◆◆★。另一方面，50后这段记忆在公共空间和媒体场域中的消失，使得年轻一代没有途径，也缺乏兴趣去进行了解。
所以◆■，根据上面的界定理解，结合中国的语境★★■，我认为把50后和80后作为具有标志性的父子两代人是合理的。这两代不仅仅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是两代人，而且在文化学的意义上也是两代人，我们不仅仅只是根据生物学的标准◆■◆，也是根据文化学的标准把50后和80后作为两代人来看。
作为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代际记忆的传承以及代际鸿沟的弥合。
以50后为例，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被誉为◆★★“红旗下的蛋★■★◆★”。从50后的教育经历及文化经历来看，他们接受的文艺类型和文化遗产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从出生到改革开放之前接触的革命政治文化和文艺；还有一类是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所接触的人文启蒙文化和文艺■◆★■◆。在少年时期，这一代主要接触的是革命的政治文化，描绘火红革命岁月的红色革命文学作品培养了他们的战斗激情和“天下”意识，正如毛主席所说：“天下是你们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们接触的革命文艺作品同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苏联的文艺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等苏联文学，马雅科夫斯基的一些政治抒情诗，以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苏联电影◆◆。王朔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曾描绘50后狂热地模仿苏联电影的场景：他们站在高高的墙上往下一跳◆◆，大喊一声◆★◆■“瓦西里”，落在地上以后再加一句“布哈林是叛徒”。另一类是中国现当代的革命文学，如《保卫沿岸》《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在题材上以中国革命史为主，在主人翁设置上以英雄角色为主体，在叙事方式上崇尚宏大叙事的风格。在内容主旨上则追求深厚的历史感★★■■、道德感与社会责任感◆■★，充满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些作品决定性地塑造了50后青少年时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对比现象，即50后一代与他们的父母——30后一代之间并没有显著的代沟。虽然我是50后■◆，但我与我父亲在接受的教育和审美趣味上都非常相似，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和共享性。从生物学角度看★■★■，30后和50后是父子关系，构成了两代人◆★■■■，但是他们文化上的隔阂却远远小于50后与他们的子辈■◆◆★★，即80后群体之间的隔阂。举例来说■◆★■★，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我总是缠着我父母，让他们给我讲述他们熟悉的关于革命战争故事和民间故事。这一事实说明50后一代的我和我父母之间实际上并没有过大的代沟。然而，这种联系在我和我的孩子之间并不存在。我的孩子出生于1994年◆■◆◆■，他无论是对革命文学，还是对80年代的伤痕文学都缺乏兴趣。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就像以王蒙、从维熙、张贤亮为代表的一批30后★◆◆“归来”作家群体于50后作家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性。以他们都接受过革命和启蒙的双重文化教育，都曾经高唱“东方红”，但是又沉浸于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王蒙曾经多次在小说里和回忆录里提到他对邓丽君的喜爱，而50后的的一代人，对邓丽君的痴迷更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一部叫《芳华》的电影，描绘了文工团的成员们是怎么在他们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用放蚊帐、拿收录机的方式偷偷听邓丽君的歌。当我和我学生们讲邓丽君◆■■，讲我们在之前如何如痴如醉又心惊胆战地听邓丽君的歌时，他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伤痕文学的作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30后，一类是50后。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50后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则有卢新华的《伤痕》和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等■◆■★◆。但是30后和50后的作家都对80后这一代很不满■★，以三十年代出生的钱理群先生为例■★★◆■■，他颇为不满地把80■■■★◆、90后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于80◆■■、90后一代人的文学创作，目前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群体多持否定意见◆★◆，认为这一代人的创作题材狭隘、自我中心、脱离现实、戏说历史等等。这样的概括虽不是非常全面，但确实体现了新一代文学创作与父辈之间的鲜明对比，可以作为一种新一代文学创作的特征。
在上述对于父辈和子辈划分当中◆★◆，我觉得有一代人是比较难把握的◆◆，就是70后。因为70后具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以及由这个过渡性带来的跨代际特征。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如徐则臣◆◆、乔叶等作家★★■，他们的代际划分是难以归类的■◆■★★■。因为他们在少年时期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在青年时期经历了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浪潮★■■。因此，改革开放和消费主义对70后这一代人有着几乎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使他们具有一种模糊的代际特征。70后的一代人★◆★■◆■，既融合了50后的某些特征，同时又带有80、90后的影子■★■★◆。
2006年■◆，一篇名为《思想上的80后》的宣言发表在了80后的网络杂志上，它宣称★★◆：“当我们已经长大★★◆，当我们想表达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思想时，却发现这个社会没有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舌头去表达。我们不愿再做沉默的一代，我们不要再依傍这个社会的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选择了独立■■。现在，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布◆◆◆，我们已经长大★■★■◆，我们不要再任你摆布◆■◆■★，我们要主张自我的话语权，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舌头剖析这个世界◆◆■。”文段中所反复出现的◆■◆★★“我们”◆★■★◆◆，指的是80后一代人，而里面的“这个世界”和“你■■■◆◆”，指的则是80后的父辈们，即以50后为主◆★■★，包括在6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这一场以80后对父辈的反抗为开端的代际冲突，至今还在延续◆◆★★★■，这便是我今天想要讨论这一线
刘昕亭：当年在阅读这篇随笔时，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与陶老师在随笔中所描述的情形是一致的■■★■◆。
今天这一下午的花城文学课，我觉得有意外，但也有更多惊喜◆◆★◆◆■，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90后和00后愿意跟父辈，愿意跟50后，包括我这样的80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大家分享彼此的困境，大家也在寻找有效沟通的一些路径◆★■★，我们可以把掌声送给陶老师以及各位观众。
所以■◆■◆◆，阿斯曼说★■：“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为后世的文化记忆。这样，鲜活的记忆就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个由媒介支撑的记忆就是文化记忆。因为如此■◆◆，阿斯曼才会特别强调在文化、制度和政策层面要建构代际记忆传递的渠道，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在个人那里，回忆的过程往往是随机发生的◆★■◆■，服从心理机制的一般规律◆■，而在集体和制度的层面★◆■，这个回忆的过程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和遗忘政策的控制。■★■■■”所谓“回忆政策◆◆”和“遗忘政策★★■■”呢？就是在某些时代，一些政府或者当权★★◆◆★、权力集团◆◆◆■★，会让我们有意识地遗忘一段历史。以二战后的德国为例，初期德国当局曾试图通过“遗忘政策”来抹去纳粹大屠杀这一耻辱的历史回忆■■。但在后来，德国人意识到这种遗忘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使历史的创伤掩盖之下不断侵扰着社会的神经★◆◆，所以，必须把这段记忆制度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递■◆◆★。在7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总理布兰特在犹太人的一个纪念碑前面下跪◆★■◆■★，成为了一个象征性事件，表明德国人正视那段历史★■■■。在当下，德国许多关于大屠杀的小说■◆、电影，都是由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作家和导演创作的，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与那段历史毫无关联。社会群体若是对历史事件置之度外，并不是由于自然★★◆■◆★，而是社会教育和引导的结果★★■◆★★。如果任任凭历史记忆自然消失，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的记忆便无法向下传递。因此，文化记忆对于媒介，对于记忆政策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从理性的审视角度来看，父辈对于80后★■★◆★、90后的指责并非完全合理或者公平。即使今天80后、90后的文艺和文化趣味◆★、生活方式可能并不健全，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种不健全的生活方式、文化趣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在由50后所创造、传承的环境下形成的★■。这是个宽泛的命题，因此，我今天主要从不同代际群体间记忆传承的角度进行阐述★◆。
子辈的划定范畴，同样也不能机械地约束在80到89年。我觉得子辈在文化意义上最典型的代表，应是80年代后期或者80年代末出生的这一代人。80年代初期出生的群体■◆★■■，他们仍然在7■◆、8岁的时候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以最典型的子辈，应是出生于80年代末，89年后或者90年代初◆◆■■★■，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也没有经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二是这一代人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他们在人生的关键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浪潮，所以这一历史事件对他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这一标准◆★，我认为8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很难在文化的意义上把他们界定为80后。
另一位社会学家保罗·康那顿★■■★★■，曾在他的著作《社会如何记忆》提出■◆★：“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代际交流受到代际记忆鸿沟的阻隔之后，这种情况也许最为显著。”他甚至断言：“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我并不完全认同康那顿的观点，因为他将代际记忆的隔绝强调得过于绝对。
陶老师的分析我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也非常认同陶老师所说的观点■■◆■。比起审美趣味的代际差异★■■★★◆。不同代人在沟通与交流上的断裂，在当下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如今，在面对一些00后的更为年轻的学生时，我也需要面临这些问题。
作为子辈，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审美趣味则完全不同◆■★◆★。这一代人的审美与消费主义文化紧密相连，宏大的革命叙事与启蒙叙事已经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线◆◆。对于父辈所经历的年代的社会文化、文学艺术★◆■■★◆，他们往往感到陌生且缺乏兴趣，对父辈口中的知青岁月及思想解放运动等故事感到厌烦。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更多指向虚幻■■、架空的世界，而非现实世界。他们热衷于将历史空洞化的穿越文学、装神弄鬼的玄幻小说、修真小说以及升级打怪小说★★■★★■。同时，他们也偏爱那些以自我中心的，文字优美，但内容虚浮的青春文学◆◆★，沉浸在远离现实的二次元世界之中，废寝忘食■■■。
当代中国父子两代人之间剧烈的代际冲突，首先体现在他们交往沟通的基本工具——语言符号的差异上。语言符号是有效沟通的一个最基本条件。相对的■★★★◆，如果缺失共同的语言符号◆★■■★★，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将受到严重阻碍。作为50后，我对此有一次切身的体会。作为50后，我对此有一次切身的体会★★■■◆★。在一次课堂上，我邀请了一位学生讲解当下的网络粉丝文化和网络流行语。这名学生在黑板上罗列了诸如“三分”“七分◆◆◆★◆★”★■◆“土肥圆”■★◆■★★“黑木耳”“粉木耳◆★◆■■”等陌生的词汇，以及一些由汉字★◆★★、日文、韩文、字母符号、汉字部件拼凑起来的“火星文★★”符号，使我如文盲一般无法理解。给我讲解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如“男盆友”（男朋友）★◆★★■◆“粉可爱”（很可爱），“你素谁”（你是谁）等由乱码、错别字组合而成，如同“密电码”的符号，使我十分感概。如果我们连年轻一代人最基本的语言符号都不认识的话■■，那么双方的沟通更是难上加难★★。更重要的是★◆■■◆■，不同代人之间除了语言符号的差异外，在文化趣味、审美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隔阂。
这一例子表明，50后一代在政治立场上虽然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乃至对立，但他们的精神气质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网络作为一种低门槛的媒体方式，为80后、90后一代的自我表达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假如没有网络媒体，我们难以想象80、90后一代人能在文化领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样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其数量之庞大，难以计数。年轻的一代人人在网络空间中构建了独特的话语方式与交往规则，形成了专属于他们的表达方式和话题聚焦点◆★。此外，当下的年轻人还基于明星■◆■★、电视剧等共同爱好★■，在网络上形成了各种趣缘群体★◆◆■◆◆。这些小群体的部落化趋势尤为明显。
父辈，就是50后，这里的50后是一个约略的说法★★■◆★。个别60年代初也可以纳入50后的范畴之中，不需要太机械地划在59年以后◆★■◆。大体上来讲，50年代出生或者少数6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在青年时期◆★★，也就是20—30岁左右的时候★★◆■，这一代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这对于他们具有决定性的塑造作用。50后的一代人是上山下乡的主体◆■★◆◆，同时又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相比之下，90年代发生的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浪潮■■★◆◆★，对他们虽也有影响，但不是最关键性的。
陶东风：我倒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巴黎圣母院》原本便不是很容易阅读的著作■■★★★■，我自己在阅读时，也觉得比较困难、沉闷。如果换成其他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如中国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西方也有很多受年轻人喜欢的作家，以及情节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比如俄罗斯★■★、美国的文学★◆★■■。因此，我觉得你所说的例子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这种情况是现实存在的。当下的传统经典文学，比起网络文化、网络文学★■，对网生一代的影响是更为微弱的，我并没有深入地去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民族性的★◆。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人种问题★■◆★★，但我认为这并非人种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因为在其他的国家，似乎并没有严重的对网络游戏或网络文学、手机的社会沉迷现象。在飞机、火车等公共场所，人们会普遍阅读纸质书籍。而在中国，无论是90后、00后★■，还是50后、60后★◆★◆■◆，沉迷手机的现象都很严重。
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经历同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往往是不同年龄的人。比如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社会上有着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他们有些已是八十、九十岁高龄，有的正处在小学、大学等不同的教育阶段★◆◆。这些不同年龄段的群体虽然经历了同样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却不一定能形成同一代人◆★★★◆。因为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体，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感受和体验是不一样的■◆■★，或者反过来说，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单纯强调共同经历、重大历史事件■★◆★★◆，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个体经历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人生阶段。哪一个阶段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呢？社会学上的研究一般都认为是在一个人的童年到青年时期，更具体地说就是5岁—35岁左右这段时间。早于5岁的婴幼儿，因年龄幼小而无法真正地理解身边发生的一切，即使经历了某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只能作为事件的旁观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存在■★◆◆■★。晚于35岁的人，由于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很难对他们起到根本性的影响。比如◆■，30后、40后的一代人也经历过消费主义的浪潮★★★，但是这个消费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消费方式依然遵从着原来所固有的形式。同样地，这一代人也经历了新媒体的时代◆◆◆★■★，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动多媒体等媒介，但这些重大的社会变化◆★，最终很难对他们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最后我想强调的是，50后一代历史记忆的断裂、中断，不能简单归结于90后、80后的娱乐知识、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代际记忆的断裂所导致的审美和文化上的代际，它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想要尽可能地弥合代际记忆的断裂，加强代际记忆的传递，防止代沟的扩大■★■，就必须促进代际的文化传递和加强代际的纽带◆■，以促进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代”和“代沟”这些概念做一些必要的界定，根据我刚才引用的玛格丽特·米德的观点，他认为代沟是一个社会、文化学的概念。广义的代沟是指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在思想方法、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审美观念这方面的重大差异或者隔阂◆★★◆；而狭义的代沟◆★■◆■★，他认为是存在于父辈和子辈之间◆■★，即父母和子女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和隔阂。米德的这些观点，继承自德国的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理论◆◆◆★。
基于以上的代际划分■◆，我在审美代沟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出生于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一代人为代表的父辈；二是以出生于80年代末至90后的一代人为代表的子辈。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及经验上均是成立的■◆◆■★■。以《成都晚报》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新闻调查为例，这篇调查全面地报道了50后和80后一代在文学、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尖锐冲突，报道称■★◆★◆★：■■◆■“在炮轰‘80后’作家的阵营当中，打头阵的就是‘50后’作家。★◆■◆”50后作家麦家说★★◆◆◆★：★■★◆◆★“从整体上说，现在的小孩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没有责任心，这是人生观过分地自我膨胀■★■★◆。他们过于散漫、玩世不恭，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喜欢◆■◆‘快餐■★■◆’、喜欢‘好玩★★★■★’，不追求经典。如果说我们还在传统道德的路线上滑行，那他们已经滑出了线外。◆◆★”报道中还指出■■：★★“打进热线后都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行，而对方那一代人不行■★，口水战打得异常热烈。”50后认为★■■★★：80后这些人还能挑大梁■■★■◆？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社会交给他们，岂不是完了◆■■★？而80后也不让步，说50后思想顽固★■★◆★，观念腐朽。由此可见，80后和50后之间代际冲突的现象尤为严重■■◆■。
曼海姆有一本出版于1928年的著作《代问题》，在这本书中■★★，曼海姆批评了“代★◆★”的研究中所用的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法国启蒙思潮的产物★■★■◆，是一种定量的方法◆■■★★◆。它利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解释“代”■★◆★，用人类物种的进化来描述代和代之间不断的演进。曼海姆认为这种方法具有不合理性◆◆★，提出了“社会文化学”的方法◆◆★★■■。在曼海姆看来★■，“代”是由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比如我们都是50后，我们这一代人的统一性◆★，来自于这一代人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相似性★★。曼海姆称这种结构位置的相似性为■★◆◆“代位置◆★■”。代位置是由两个关键的因素决定的◆◆★◆★★，一个是相同或相近的自然年龄，这是代的生物学基础。但是不能仅仅用它来解释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否则会变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思路。构成代位置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一代人一定要经历过相同或相似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这是形成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大家都经历过1968年西方的文化革命★■★■◆，或者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或者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共同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形成代位置的一个关键因素★■。同代人往往具有行为方式、价值观、思想模式、行为模式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来源就是共同经历了某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历史事件。
专门研究网络与80后、90后关系的学者江冰认为，和“80后■■★■■”最紧密相关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和“新媒体”。我认为这三个词可以合为一个词，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青年亚文化，实际上是网络上的青年亚文化■■。网络新媒体对于80后的文化生活，包括创造力、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江冰还提到，在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当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与传统主流纸媒迥然不同的题材■★★★、角度、技巧、风格、观念，这些差异根源于他们在体验世界的方式与人生价值观上的不同
总而言之，对50后一代人而言来说，60年代的这场革命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对他们的影响超过了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影响。因为在消费主义新媒体浪潮席卷时，这一代人已经基本形成了自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而对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来讲，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但都在人生关键时期经历了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浪潮，后者对他们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当然■★◆★◆，50后和60后并不是完全不使用网络新媒体，隔绝于网络新媒体之外。但是■■，由于他们接触网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曼海姆所强调的人生关键时期和年龄段，所以新媒体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以印刷媒体和文字主导的环境中度过的★■，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感受方式，是通过阅读报纸、书籍，听有线喇叭广播◆◆★■◆，或者是看电影等方式形成的。在50后和60后的年代■★■★，看电影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而且，他们所观看的电影★■，也都是《地道战》《地雷战》这一类经典作品★◆■★■。所以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来看，那时的媒体作品与如今娱乐化◆■■★、消费化★◆、分众化、部落化的网络新媒体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对此★■，我有一段比较印象深刻的相关回忆。在过去★■，我们村落里有两个必须定时播放的广播■★■★。一个是早上6点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一个是晚上8点的新闻报纸摘要。每日只有这两段时间有广播◆★。所以，村落里的人们每天收听相同的广播，阅读着相同的报纸，也观看着同样的电影。因此，即使我们50■★★◆、60后这代人如今已经掌握了网络新媒体，但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在网络平台上，50■◆、60后的群体倾向于与同代人交流下乡■■■、青春岁月◆★◆★、新知青部落等共同记忆和话题。现在的网络上，有许多由50■◆★、60后构成的网络群体，他们带着他们的集体记忆，用网络新媒体来回忆青年往事，探讨社会历史问题，交流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不像新一代年轻群体一般沉浸在二次元的世界中。
我个人十分推荐陶老师的一篇随笔《两代人为什么变成了两种人》。这篇随笔语言生动★■◆◆★★，富有趣味。在文章开篇时，陶老师说■■◆：“我特别有跟年轻一代进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渴望■■★◆◆”■■★◆★◆。陶老师用的词汇是“渴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年轻人会对老一辈采取无视的态度◆★■。陶老师将年轻一代对长辈或老一辈的态度归纳为三种：不屑、回避■■★■■、懒得理你■★。在随笔中，陶老师对此写过非常形象的描述★★★■■■：在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回到家，基本会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愿意和家里的长辈进行沟通和交流。到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面对家人的询问，他们也不会产生很大的交流意愿■■★◆。等饭一吃完■■◆，放下碗筷，他们立马就会像躲瘟神一样躲入自己的房间。当年我在阅读这篇随笔时，觉得陶老师在描述得特别灵动。
在50后一代人看来，80后★◆■★■◆、90后的青春自我叙事中弥漫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伤感★★■◆，他们虽然很自我，但是这种自我似乎局限于个体层面■★，与社会、大我■■★、集体缺乏联系。既缺少对社会深切的体验◆★◆◆★，又缺少像伤痕文学、知青文学那样的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80◆★、90后的一代人更喜欢像飙车、化妆品、动漫、游戏这样一些时尚的元素，而非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批评家章以武曾说★■■：“80后的作品表现自我想象力重于表现社会生活◆◆◆■■★，他们热衷的小说类型是一种脱历史■★，就是脱离历史的，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构造■◆◆★★，历史的记忆■★■，现实的挑战都变得非常单薄。”50后作家麦家就说◆◆■★★，80后的文学我一直很关注■★★■◆，从上海的“韩郭■◆★◆★”★◆、小范★■★★，到北京的张悦然、春树，广州的李傻傻，西南的颜歌等■◆。这些人的书我都看过，感受是一方面羡慕他们这么年轻就写出这么漂亮的文字■◆■，文字很漂亮，同时隐隐地也感到一种遗憾◆◆★■◆◆。总的说，他们的作品是“情多事少”“国小我大”。有人这样概括80后作品的特点：语言别致，辞藻铺陈，辞藻很华丽◆■■◆★，但是内容空洞。他们一方面能写出什么■■“月光如潮水”好像真的在流动★◆，“风是黑色的”这样一些很华美感伤的句子◆■★■，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内容也写得空洞和贫乏★◆。
80后群体的文艺类型偏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焦于自身成长经验的青春文学，这一类文学以郭敬明等作家为代表，他们表现的大多是校园生活，关注青春期的自我探索与情感◆◆★★。在流行歌曲领域，同样表现出了这一特征，比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还有一类是热衷于营造“架空世界◆■★◆”的玄幻和穿越类的作品■◆。这两类作品都有强烈的去历史化的倾向和去现实化的倾向，例如电影《小时代》■■。这类文艺作品往往选择关注个体★■■，而非宏大叙事■◆★◆■★。
代际记忆的断裂并非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由个体或群体所经历不同而造成的代际记忆差异◆■。这些差异在生理层面上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尤其是如今发达的媒介方式，使不同年龄代的人能够共享上前人的记忆，从而缩小代际记忆的差距★★★◆◆。在文字、书籍等媒介技术出现之前★★■◆★■，代际记忆的传递主要依赖于口头讲述◆◆★■★。例如由爷爷向父亲讲述，父亲再向儿子讲述。研究表明■◆★，这种传递方式下的记忆传承★■◆，往往在三代之后就会逐渐淡化和消失◆■◆。阿斯曼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文化记忆并非我们亲历的或者口头传给后代的记忆，而是通过物质媒介来承载的记忆，譬如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前人的记忆的博物馆。所以通过文化记忆，上一代，上上一代■★◆，更上一代人的记忆会是一代一代往下传递，这种传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人类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这样的记忆传递◆■■★★■，若缺失了这一环节，人类它的历史感就会消失。家庭也是如此★◆■◆■★，家族记忆的共享同样是家庭维系的核心■★■。对家庭而言■■★◆◆★，最为关键的不是血缘DNA上的联系，或者是吃饭◆★★◆、睡觉等共同生活经历，而是共同的家族记忆◆■★。所以，上一代人的记忆通过文化符号的物化——如建筑物、纪念碑◆◆◆◆◆★、语言文字等载体进行保存后，便可以通过教育，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关于玄幻文学◆■◆★◆★，正如昕亭老师刚才提及的，我曾经写过一篇叫《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的文章★★◆■◆。玄幻文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玄，一个是幻■★★◆◆■。玄就是不可思议、超越常规、匪夷所思，幻就是虚幻◆★★◆◆，不真实■■★◆★，■★■★■“玄★■★◆”★★■■★★“幻”都突出了和现实世界的差异★■★。人们常常把玄幻文学所构建的世界称之为架空世界，它跟现实是脱离的，会发生现实世界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玄幻文学不但不受自然世界的物理定律、社会世界的理性法则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常规法则的制约，而且恰好完全颠覆了这些规范。
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院以及《花城》杂志、《随笔》杂志在2024年共同推出“花城文学课”，在《花城》杂志官方视频号“花城文学课★◆★◆■”同步直播，线上线下相结合，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和市民读者参与，目前已邀请陈晓明、彭玉平■■◆■◆、张莉★◆■◆■、孟繁华、葛剑雄、六神磊磊、黄灯◆■、陶东风、徐则臣★★◆■◆■、刘文飞等名家学者开展10讲■◆◆■★■，逐渐成为花城文学院的特色系列活动。
在1968年，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与中国几乎同时进行的文学革命。革命刚退潮时，美国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写下这么一段话：★■■“在以往历史中没有任何可以与之比拟，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在世界范围内代沟的产生★◆■★。”这里的“代沟”指的是1968年造反青年一代和他们父辈之间的代沟。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差异，中国关于代沟的问题讨论是比较滞后的■◆◆■★◆。在50、60年代的中国★■★■■◆，关于代沟的讨论尚未兴起◆★■★★◆，直到90年代■■★◆，特别是在00年以后，中国才开始展开对代沟问题的探讨■■◆■◆★。
什么是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呢■★■？根据我的理解★■■■，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首先是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一代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感受、情感方式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的西方1968年的文化革命，以及中国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这些社会历史事件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具有时代的开创性意义◆■◆。其次，我把带有转型意味的社会文化潮流★◆，比如中国大陆1990年代开始的新媒体的浪潮、消费主义浪潮，也纳入到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范畴之中。从这个标准来看◆■■◆，只有经历了同样的或者类似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一代人，才能变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同代人◆◆★■★■。
所以，在这种中西方的对照之下，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某些领域需要反思和改进■★◆★★■。因为在家庭与整个社会的新媒体化趋势下，孩子很难不受到熏陶与影响。
若是各位读者朋友，对陶老师讲授的内容意犹未尽■★◆★，可以深入阅读陶老师在2020年第二期《文学评论》上，所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论中国当代审美代沟及其形成的原因》■◆★■◆◆，了解其中的一些专业理论和概念。
曼海姆说：“人们同时出生或同时步入青年、成年和老年◆◆■◆★◆，这并不意味着代位置的相似，只有当他们共同经历同一件重大事件的时候才有相似的位置★■■。◆★”在论述这段线年出生在德国与中国的这一代人为例：在自然年龄上，这两个群体是同龄人，但在文化意义上◆★■◆◆◆，他们却不能构成同代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群体不具有相同的代位置■◆◆■。他们虽然年龄相似■■◆■，但是并没有经历过共同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
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多媒体对于这两代人不同的影响。当下的新媒体或者数字媒体，在加剧两代人之间代沟方面的作用尤为显著。与50、60后不同，80后★★、90后一代人是伴随着网络世界长大的◆◆■◆★“网络原住民”★★◆■◆。而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接触网络，这对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理解网络游戏，不理解新媒体，就没办法理解两代人的代沟◆■◆★★★。80后、90后一代人对玄幻文学和架空世界的迷恋显然和他们所处的数字化媒介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与网络的互动中◆◆■■，网络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到这一代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精神世界当中。
刘昕亭：感谢陶老师的讲解★■。陶老师向我们这一代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年轻一代人从媒介语境的网络文学，进入或熟悉经典的传统文学，对我们文学教育者而言是一种新的挑战。在今后★◆◆◆■，我们也许需要去做更多阶梯化和引导性的工作■■■◆，从《水浒传》、小人书等文本入手做普及性解读★■。
所以，以曼海姆和米德的理论为基础，我对“代”做了这样的界定：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年龄相近■★■★◆★，更由于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或相似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集体记忆，并且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
步入青年时期，50后群体又作为意气风发的■◆★“80年代新一代★★■◆”，成为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他们接受由■★■◆★■“五四■◆”所开创★◆，或是从西方引进的人文主义思潮，参与了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50后作家和30后作家一起,成为包括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革命文学在内的新启蒙文学的主力军。其中，30后的作家有王蒙，还有从维熙★◆■■、刘心武等等★★★★◆，50后的作家有莫言、王安忆等等。与当下小时代小叙事◆■◆■、二次元架空世界的文学创作特征相比，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虽不能完全等同，却在文学话语风格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尽管80年代的启蒙文学比50、60年代的革命文学更加多元化，有的甚至对革命文学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但两者的话语风格上有着“家族相似性◆■◆★”：都密切关注着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都和时代精神保持密切的联系★★★◆，都执着于某种集体追求或者整体性◆★■■★◆、总体性，这是革命文学和启蒙文学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属于大时代的大叙事文学■■◆◆◆。
50后作家方方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和时代同步进行的。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这样天下意识和总体性追求，实际上是50后一代一种总体的精神气质■★★。50后一代人，对于某件事件的观点可能并不一致。例如对于“知青上山下乡◆★■◆■”，张抗抗认为“这完全是荒废的岁月”，但也有不少50后作家认为“很怀念，那是青春无悔的”。在这种具体观点不一致的外在区别下★■■◆★◆，50后群体的精神气质实质上是相似或一致的。
德国的文化研究专家阿莱达·阿斯曼，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发展了曼海姆开创的代际的理论★◆◆◆。她认为■★◆◆■，每个社会都免不了不同代际共存◆★，一般来说，一百年里面会有三代人共存，每三十年为一代，所以，一个世纪当中一般有三代人共存。每个社会会有不同代际的共存现象，这种现象既保证了人类的繁衍以及看世界的视角多样性，同时也必然会导致代际之间的摩擦★■◆、紧张★★■★◆■、冲突。阿斯曼强调每一代人都发展出了自己把握过去的方式，这种把握方式并非完全由上一代人所给予，而是成长于在社会记忆中的代际摩擦◆★，扎根于不同代际的价值观和需要中。在代际的更替过程中，曾经有代表性的一代人以及他们的记忆■■，会从这个社会的中心走向边缘，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而原先处于社会边缘的一代人会走到社会舞台的中心。所以代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代际记忆的传递出了问题。如果不通过文化教育的手段保证不同代记忆的传递★■★■，那么上一代人的记忆就会断裂，就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但是，代际的记忆是否是必然无法传递的呢？并非如此。接下来我将重点探讨这一问题。比如说，对于未直接经历一战或二战等历史事件的个体而言◆■◆，并不意味着这些战争时代的记忆就无法传承。记忆的传递依赖于社会■◆★◆■★、文化及制度等多方面所提供的条件。如果代际记忆的传递出现问题★◆★★■■，阿斯曼认为■■◆■★：■■■◆“文化的基础就会被毁坏，集体的■■★、跨代际的交往基础和理解能力就会消失。”
